古代保密那些事儿|雍正皇帝的保密之道

在清代12位皇帝中，雍正皇帝（1678-1735）堪称首屈一指的“网红”。

20多年前面世的电视剧《雍正王朝》，迄今还处于观看排行榜的前几名，“朕就是这样的汉子”等惊人的奏折批语更是广泛流传于网络，让这位曾经权倾天下、高深莫测的皇帝变得真实可感。

雍正画像

而在清史专家眼中，雍正也确实是一位颇有作为、影响历史的君主。著名清史专家冯尔康在《雍正传》一书中，全面客观地描述了雍正的思想、作为和性格，认为雍正是“康乾盛世的有力推进者”“促进清朝历史发展的政治家”。在清代保密史上，雍正也是一位承前启后、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

大力推行奏折（密奏）制度

从汉代开始，就有密奏（封事），但始终处于非制度化状态。著名史学家钱穆在《国史新论》中明确指出，在明代以前，“皇帝的秘密信件，绝不算是政府的正式公文，绝不能取得政治上法理的地位，但在清代是取得了。”清代的这一重大变化，始于康熙时期，但完成这一根本转型的是雍正皇帝。

首先，雍正始终坚持亲自阅看奏折，“各省文武官员之折，一日之间，尝至二三十件，多或至五六十件不等，皆朕亲自览阅批发，从无留滞，无一人赞襄于左右，不但宫中无档可查，亦并无专司其事之人。”

雍正朱批

其次，保密制度十分严密。雍正曾在李秉忠的奏折上批示：“朕有旨，一切密谕，非奉旨通知，不许转告一人。”“若不能密，不如不奏也。”在鄂昌的奏折上也朱批说：“密之一字，最为紧要。”雍正规定，奏折发交六部处理的，必须删去皇帝朱批，有时连上奏人姓名都要删去。臣僚之间不得互相打听奏折和朱批内容，不得在公开性的题本中直接引用，更不得擅自刊刻或者公开宣扬。这和现代保密法上“有必要知悉”、根据工作需要知悉的原则一致。

奏折的外包装

再次，赏罚分明。雍正时期，许多高官大员均曾因泄密或者违反保密规定受到处分，比如闽浙总督觉罗满保、山西巡抚诺敏、江苏布政使鄂尔泰、云南巡抚杨名时，均因擅自披露皇帝在奏折上的批示，被雍正暂停奏折权。这对其他官员是有力的震慑。

雍正还注意及时解决奏折制度实行中暴露的问题。比如雍正明确要求，一些地方督抚通过奏折请示获准的事项，仍要通过正常程序上报中央有关部门，不得以有皇帝的批示径自实施。这对防止督抚借奏折侵夺六部职权，打破官僚体系平衡，引起政局动荡有重要作用。

又如一些官员借着给皇帝上奏折的机会，行告密之实。雍正对此头脑也很清醒，没有为下属所欺。比如石礼哈密奏李卫诸多不法情形的奏折，但并未影响雍正对李卫的信任。

清朝名臣李卫

雍正推行奏折制度的意义不仅是在保密方面。在康熙时期，密奏主要功能是搜集信息，充当的是告密的作用。雍正使密奏的功能发生重大改变，从单纯的告密成为君臣讨论政事的重要手段，耗羡归公、摊丁入亩、改土归流、西北用兵等重大决策，都是君臣在来往密奏中反复讨论决定的。

雍正还曾阐述奏折用意：“国家庶务殷繁，亦有不便宣露于众者，亦有本章谕旨所不能尽者，亦有一时不能即定者，故于密奏内往来斟酌”。这与现代法学家对行政决策过程应当保密的解释几乎一致，且可互相补充、印证。清人昭梿《啸亭杂录》卷一说，雍正帝是担心泄密（“虑本章或有所漏泄”），所以一切紧要政务都命上奏折。

《啸亭杂录》

实施“秘密建储制”

秘密建储制这种皇位继承方法，在波斯曾经有过，但我国此前历史上没有实施过。

清代康熙末年，围绕太子之位风起云涌，政局动荡，最后康熙帝决定“建储而不宣制”。但这是迫于形势的不得已之举，也受到一些质疑，雍正被质疑篡位便与此有关。

雍正基于前朝的经验和教训，即位之初，就明确宣布实施秘密建储政策。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雍正将弘历（乾隆）册立为太子，将亲书圣旨密封后，当着诸王大臣之面，藏于乾清宫最高处的“正大光明”匾之后。但在公开场合，弘历在接受教育、参与政务及生活待遇等各个方面，与其他皇子相比并没有明显特殊之处。

乾清宫“正大光明”匾

与公开建储相比，秘密建储的基本特点和关键要素就是保密。除皇帝本人以外，包括储君在内的所有人均不知情。

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避免太子身份暴露，遭到其他皇子谋害或者打击（特别是在太子年幼时），确保建储计划的顺利实施；另一方面通过限制乃至剥夺储权，不仅可以防止太子与皇帝抢夺权力而发生尖锐矛盾，也能防止太子与朝臣及其他皇子结党，从而诱导、迫使所有潜在皇位继承人（包括太子本人）和广大臣子紧密团结在皇帝周围。雍正之后的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均实行此制，前后达128年之久，对清代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