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位才华横溢的文人，他的诗词歌赋流传千古。然而，除了文学成就之外，他还是一位出色的官员。在10多个地方任职期间，他政绩斐然，尤其是在杭州主持修筑的“苏堤”，至今仍在发挥作用。鲜为人知的是，苏轼还留下了一些保密故事。

在北宋时期，国家面临着严峻的外部压力。然而，当时北宋缺乏有效的国家保密机制，大量情报、物资、图书资料流向外国，对内政外交甚至军事行动造成威胁。苏轼在杭州任职和担任礼部尚书时，通过一系列保密手段，有效减少了失泄密事件的发生。

在外事活动中注重保密

元祐四年（1089），苏轼出任杭州知州。杭州东临大海，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对外交往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里也成为高丽人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苏轼到任不久，就碰上一件棘手的高丽僧人请求进贡的案子。高丽僧人寿介等5人来杭，托词是祭奠杭州僧人静源，同时想通过献金塔祝北宋太皇太后和皇帝长寿。由于高丽与宋朝官方往来已停滞多年，苏轼对高丽僧人的来访非常警惕。

在处理这起涉外事件时，苏轼首先将他们安顿在承天寺，并选派职员、士兵共12人，妥善照管，但不许随意出入。同时，苏轼特别甄选了净慧禅师思义，每日向高丽僧人讲论佛法、词辩之外，又令他步步跟踪，完成监察的任务。思义在次次谈话中觉察出寿介此行的动机和经过，并将其中的破绽报告给苏轼。因事关两国之间的交往，苏轼在做好接待工作的基础上，将相关情况与处理意见上奏朝廷，请旨施行。苏轼的请求得到了皇帝的批准，最终，对献金塔一事，苏轼以地方官府的名义表示，州官没有接到朝廷圣旨，高丽也没有送来正式公文，因此难以呈报。不久，高丽僧人一行从泉州被遣送归国。

重视对外贸易中的安全保密

元祐五年（1090），有商人向市舶司申请前往高丽经商的公凭，却借机前往北宋的“敌国”辽国走私交易。收到检举后，苏轼便写了《乞禁商旅过外国状》，其中强调“因往高丽，遂通契丹，岁久迹熟，必为莫大之患”。此外，他观察到随着海外贸易的繁盛，铜钱、兵器、白蜡、盐等重要战略物资因走私大量外流的情况，于是从维护国家利益、加强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引用《庆历编敕》《熙宁编敕》的相关规定，向朝廷提出了对外贸易的整改措施。他要求加强商船货物的检验手续，特别是商船出海必须有3人以上担保不夹带禁物，才可以发放公凭，同时还要对走私者落实惩罚机制，严肃法律处分。

从宁波博物院收藏的一份公凭（仿制件）可以看出，苏轼提出的这些措施对保护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起到很大作用。公凭由明州市舶司于北宋崇宁四年（1105）六月（即苏轼提出对外贸易整改措施的15年后）颁给泉州商人李充，上面详细记录了商人应当遵守的法规、船员的组织结构、舱内货物清单、运送目的地等，确保在外贸中没有夹带违禁物品。在图籍流动、交易方面，北宋向来对辽国严格限制，但对高丽却疏于防范，这使辽国获取北宋情报有了可乘之机。苏轼敏锐地认识到这将危害国家安全。元祐八年（1093），高丽人求购《册府元龟》、历代史等书籍，尚书省答应了高丽人的请求。时任礼部尚书的苏轼极力劝止，并力陈利害得失。他认为这次高丽要的《册府元龟》、历代史与先帝拒绝给高丽的《太平御览》是同类性质的图书，因此循先例也应该拒绝，“文书积于高丽，而流于北虏，使敌人周知山川险要边防利害，为患至大”。也就是说，这些书极可能流入辽国，泄露地理险要，危害边防。苏轼特别强调，“河北榷场（北宋与辽、金、西夏接境处的互易市场），禁出文书，其法甚严……若高丽可与，即河北榷场之法亦可废”。苏轼指责相关官员不负责任，国家在河北设专门机构禁止一些图书流向辽国，而高丽的书完全可能流入辽国，不是等于废了河北榷场的职责吗？为了说服朝廷，苏轼连续3次上奏，不惜得罪朝廷重臣甚至皇帝，可见其对保密工作的高度重视。需要说明的是，苏轼并不反对一般的文化交流，对高丽文化也不排斥，高丽文物多次出现在他的诗文作品中。

苏轼认为，当时辽国与高丽在政治上关系紧密，如果使节入境不受严格监控约束，商人走私泛滥以及放任重要图籍输出，宋朝的山川形胜、社会虚实等情报信息都会被辽国收集，对宋朝国家安全、经济和民生都有弊无利。苏轼基于强烈忧患意识所体现的对国家的忠诚、坦荡和超前的思考是十分珍贵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