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国的武装冲突地区，一个国际慈善组织在这里开展人道主义救援工作。这个组织在当地雇佣了一批工作人员，负责物资分发、人员接待和后勤保障等日常事务。在这些工作人员中，有一个人被境外情报机构盯上了。情报机构通过中间人主动接触了他，提出可以给他一笔额外的收入，条件很简单——只要他在日常工作中稍微留意一下当地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的动向，把观察到的情况定期汇报一下就好。
这名工作人员在慈善组织里的日常职责是到各个村庄和社区分发救援物资，他的人道主义活动覆盖面很宽，从政府控制区到反政府武装的活动区域都在工作范围之内。在做正常的救援工作时，他每天都要接触大量的当地人，跟他们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观察周围的环境变化。境外情报机构让他做的只不过是在这些正常活动之外多留个心，把看到听到的跟军事有关的信息记录下来。比如他看到了某个地方增加了政府军的检查站，或者某个村庄出现了武装人员的集结，又或者某条路上有人在铺设地雷。这些信息对情报机构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一手资料，因为它们来自冲突地区前线，更新及时、可信度高。
这名工作人员照做了。他每天在路上看到的各种情况都用手机记录下来，拍下现场照片，然后用加密软件传给境外情报机构。因为他的人道主义工作者身份就是一个天然的掩护，他出现在冲突地区的任何地方都不会引起过多怀疑。一个慈善组织的工作人员出现在战区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没人会觉得他在做跟救援无关的事情。他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持续向境外情报机构提供这类信息，一共发去了上千条文字报告和数百张现场照片。
这件事是怎么暴露的呢？情报机构在分析他提供的照片时，有一次在照片的元数据里发现了GPS坐标和拍摄时间，而那个拍摄地点恰好跟一次政府军的军事行动地点高度吻合。第三方情报机构在截获了相关情报报告之后，追查到了这些信息的原始来源。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身份被泄露了出来。他以为自己是为一条线工作，却不知自己早就暴露在了对手的监控范围里。
这个案子的警示意义非常深远。人道主义机构在国际法上享有中立的地位和受保护的权利，这本是国际社会对人道主义工作的共同尊重。但境外情报机构正是看中了这种中立地位，试图用人道主义工作者的身份做掩护来收集军事情报。这种做法不仅违反国际法，更严重的是可能让人道主义工作者整体面临更大的安全风险。一旦冲突各方认为慈善组织的工作人员可能兼任情报角色，他们就不再信任任何人道主义机构，真正需要帮助的平民将因此失去获得援助的机会。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有必要加强对本地工作人员的背景调查和安全教育培训，不能让自己的人成为情报活动的工具。人道主义的面罩不应该被用来掩盖情报活动的本质，这不只是法律问题，更是道义问题。
